又一位卸任官员向“教书匠”转身。 11月15日,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江小涓出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上月底,外交部原副部长、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刚刚受聘于清华,不过担任的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 二者略有不同,显然,江小涓担任的是“实职”,傅莹的名誉院长则是退休高官中更为常见的选择。 官员卸任后选择高校为“第二站”并不罕见,这股风潮兴于2000年前后,外交、新闻、经贸等专业性强的领域官员更为大众所熟悉,也有一些在自己的原始专业中发挥余热。 官员选择到高校“再就业”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其中伴随官员自身价值观的转变以及一些“道德边界”的平衡,特别是2006年《公务员法》颁布后,规则更加清晰。 “学者型”官员和“经验型”官员 江小涓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她1957年6月出生,1989年即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在财贸经济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11月15日,江小涓和清华公管院前院长薛澜握手合影
博士毕业后的15年,江小涓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4年,她调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2011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今年6月,到全国人大任职后3个月,江小涓正式去职国务院副秘书长。 在专业领域,她先后3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产业经济等。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新任院长江小涓教授学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是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而且曾长期在公共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公共政策的制定非常熟悉,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突出优势。 相比江小涓,傅莹因多年担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的缘故被大众熟悉。今年10月30日,傅莹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聘任仪式举行。 1953年出生的傅莹曾担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大使,在外交部官至副部长。毫无疑问,傅莹在外交领域有丰富的经验,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官员。 这两种类型的官员,都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希望培养更多的人才、研究更多的问题。 类似的官员不少。比如吴晓灵,她可以说既是“学者型”官员,又是“经验型”官员。 1947年出生的吴晓灵,在1984年便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一直从事经济研究,先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时报》社、国家外管局等单位。2007年,她在央行副行长职位上退下来后,于2012年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至今。 新闻和外交是“主阵地” 这股“到高校去”的风气大约开始于千禧年前后。 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3年后,他卸任国务院职务。他也是外交工作出身,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 此后,多位高官卸任后到高校“再就业”。2002年,文化部原部长王蒙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还先后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
到了2007年前后,又一批官员走进高校。比较著名的包括:
此外,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单独介绍一下到中山大学任职的高官们。近年来,已有多位官员在中山大学任职。
在思考和规范中发展的“再就业” 对于这些官员来说,200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从这年的1月1日开始,《公务员法》正式实施了。 对于官员卸任后的去向,《公务员法》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虽然这条规定更多针对那些退休后选择到国企或民企“再就业”的高官们,但也间接地说明中央对退休的官员加强了管理。 对于这些到高校工作的官员,他们很多对这种“双重身份”也有权衡和思考。 早在1984年,朱镕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2001年,已是国务院总理的他辞去院长一职。 朱镕基透露过,他曾在世界范围邀请最优秀的管理者成立顾问委员会,有外资银行私下递来一封信,表示愿意捐给经济管理研究院50万美元,被朱镕基拒绝了。 可见在官员和高校双重背景下,存在类似隐藏的道德风险。 龙永图也曾坦言,在接受复旦大学邀请前,自己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聘请,主要是看中复旦丰富的研究资源,可以成为博鳌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机构。而邀请龙永图的复旦大学时任校长王生洪曾直接表示,龙永图的特殊身份将给复旦带来很多有形、无形的好处。 |